51年前，正当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国战场开始转入反攻，酣战太平洋的美军同日军展开逐岛激烈争夺之际，一个由一小队美国军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使团，从重庆机场悄然起飞。他们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中国那苍莽而神秘的黄土高原。尽管，这些用美国一个俚语——“迪克西”——而命名的使团的成员们，并不是最先抵达中国“红色首都”延安的美国人，但他们却是第一批受美国军方，甚至是受美国最高决策者正式派遣而来的使者。
在使团当中，有一位身材颀长，会讲中国话的年轻人。他虽非美国职业军人，但也身着美军军服。显然，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脚一踏上这片浑黄色土地的时候，他以后一生的命运也就同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他，就是本篇访问记的主人，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约翰?谢伟思先生。
这是半个世纪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作为中央电视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系列片《胜利》的撰稿人，我有幸同我们的电视采访小组，在美国旧金山访问了谢伟思先生。
旧金山湾温暖的海流，给美国西海岸这座大都市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这里四季如春，终年绿草成茵，花木扶疏。在湾区起伏的半环形山脉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各种造形不同，颜色迥异的建筑，它们宛如点缀在一片碧绿中的花朵，给整座城市增添了妩媚和幽雅。
当我们如约到达位于奥克兰区谢伟思先生居住的老年公寓时，老人已先于我们在门厅中等候了。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已届8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依然是健硕的体魄，依然是机敏光亮的眼睛，依然是幽默而充满智慧的外表。我们几乎是不用介绍，就径直走上去同他握手的。
对谢伟思先生，我是心仪已久的。还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曾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国、共、美三方复杂的政治关系史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历史关节点或时局转换的枢纽。自然，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便无法回避迪克西使团，无法回避谢伟思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谢伟思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我曾经十分关注的。应该承认，这位出生在我国四川省成都市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了自己青少年时代16个春秋的美国政府官员，在他的赴华使命中，是尽心尽职为美国国家利益工作的。然而，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观念不同，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的人们，是可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去战斗的。那些差异并不妨碍人们成为战友和朋友。另外，不管来自哪个国度的人，在真、善、美以及其他社会道义原则问题上，应该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总会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判断眼前的事物，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而谢伟思先生在华的主要使命，便是一种类似于观察员式的工作。他的任务是把自己对于中国战局的发展、中国各政治力量的状况、中国未来前途等等问题的见解，向美国的国务院作出报告。由于谢伟思先生谙熟中国语言文字，能较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发现隐藏在外部表象后面的真实，因此，他提出的报告往往直言不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这个政党是有生气、有远见的，她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苏联人的傀儡，而是具有勃勃活力的，真正有前途的革命力量。
他的这些结论，自然有忤于美国国内一些“大人物”的看法。1945年4月，他被赫尔利调离中国。6月，因涉嫌所谓的《亚美》杂志间谍案而被捕。但是，大陪审团终以20∶0否决了对他的指控。然而更不幸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国内右派势力甚嚣尘上，他们把所谓“丢失中国”的“罪名”加在谢伟思等这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状况作出过正确反映的官员们身上。参议员麦卡锡操纵国会调查委员会，对谢伟思等人横加迫害。1951年9月，国务院竟在调查结论无罪的情况下，辞退了谢伟思的公职。这使这位职业外交官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他为此不得不到纽约一家蒸汽机制造公司谋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国舆论一直这样评论：谢伟思是麦卡锡当政的那个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人。如果政府早些听了谢伟思的意见，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国及其共产党采取现实的政策，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朝鲜战争，战后的中美关系也可能会大为改观。
我同谢伟思先生的交谈，自然要从他参加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以及在此前后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开始。在我们的摄像机面前，先生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唯一遗憾的是，先生已经不能直接操汉语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先生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在中国战区积极作战。但他们越介入中国战场，就越需要了解中国的军事、政治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派出数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做情报工作。先生告诉我，他便是这些外交官中的一个。
先生接着说，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之间进行沟通，而主要任务是同周恩来先生进行接触。先生说，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华北敌后战况的重要。我们向蒋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搜集和研究那里的战况和情报，但都遭蒋拒绝。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蒋才最终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在重庆组成了观察小组，我作为政治观察员加入小组，负责对政治事务方面作出报告。
先生说，当我们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共方面安排了很多次报告会，由各个地区的军事负责人向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华北战场的最新发展形势，以及游击战的真实情况。我们还曾派出小组前往作战地区，如晋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进一步接触战场实际。
谢伟思先生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当时他们得到的一个很深印象就是，华北敌后在很多方面与重庆不同。人民支援军队，也拥护他们的领导人。人民是同八路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延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人人平等，没有通货膨胀，很少官僚主义，人们只是在为扩大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在延安，中共领导人普通得就像战士。毛泽东经常只带一个卫兵，在延安城里散步。他有一次在河边就这么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经常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总之，在延安，人们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这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然而，在重庆，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们完全是被动的，人们没有自己的远大想法，只是在那里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以新奇印象的东西。他们就是向盟军要物资、要更多的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先生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延安人总是向我说：“有办法，有办法”（谢伟思先生说这两句话时使用了中文）。他们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战斗越多，获取的也就越多。他们没有抱怨，没有令人生厌的讨价还价，甚至没有什么要求，他们总是充满了乐观。
讲到这里，谢伟思先生向我透露了他当时形成的一个重要想法，那就是美国人应该真诚地同八路军、共产党合作。同时他也有责任向美国的决策者和一般人宣传延安的情况。有兴味的是，谢伟思的想法事实上同我们党的见解一致，在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同他的谈话中，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是谢伟思先生有关这一内容的回忆：
那时候，外国人并不了解八路军，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和八路军只在华北一隅，大多数外国人不能到达那些地方，因而也就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我当时和其他几位观察组的成员都特别关注在日本人被打败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中共在战后的中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有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更广大的地区和人民，他们比在江西的时候要强大得多。在延安我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多次谈话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特别是他们向我解释了他们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将要实行的政策，希望在战后能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认为，那种说中共只是依赖苏联，是苏联的傀儡的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实上，中共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情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视的。
我相信，国民党是无法打败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在战争中迅速地发展和壮大。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那么战后中国会有好的前途，人民和各个方面都会从中获益。而所谓得当的处理和尽量好的安排，是指根据中共建议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我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呼吁美国应通过一个合作性的意向，来处理战后中国的事务，避免发生分裂和内战的灾难。这样做，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说到这里，谢伟思先生稍作停顿，仿佛在继续整理一下思路，准备进入更深层的反思。
先生接着说，那时，我只有35岁，很年轻。我的上述这些报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悦，但我还是写了。在我1944年同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就很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你说得都是正确的。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改变。在美国，各国共产党都是被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看法已成定见。但我从跟他的交谈中却体会到，霍普金斯也有这样的感觉：中共与其他共产党有所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同莫斯科有分歧，整风运动就是中共独立于苏联影响之外的标志。霍普金斯还认为，由于毛泽东的才能和独创性，他理所当然应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我也深刻地意识到，霍普金斯乃至另外一些更接近于决策层的人们，都深受赫尔利的影响，那就是说要解决中共问题，只有通过俄国人，通过与斯大林的交易。或者也就是说，由我们给斯大林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然后向他提出条件。于是斯大林就会去迫使中共按他的要求去做，例如要中共收缩自己的力量，推迟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意美国人的条件等等。我认为，赫尔利这一套很可能来自国民党的某些人，例如宋子文等。当时罗斯福重病在身，不久就病逝了。他远离中国，同赫尔利一样，都没有有关中国的背景知识。但美国的政策就这样制定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雅尔塔会议的背景。由于美国军方认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最后攻击时，日本人会顽强抵抗，可能会造成上百万美军的伤亡。因此，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感到满意，因为斯大林得到了好处，从而作出了承诺。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毛泽东也并不想依赖莫斯科，当卫星国。他所希望的，是更多地开展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运动。
先生接着说，然而战争结束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很快宣布投降。美国人当时很愚蠢，又开始极不现实地认为，他们可以圆满地安排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努力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而民主的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日军只向国民党投降。因此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受降地区，如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并动用我们的海军来守卫港口，以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从而引起了中国的内战。
讲到这里，我注意到谢伟思先生语调中带着很浓重的感叹和遗憾。作为历史当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种情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是很容易让人捕捉到的。
先生继续对我说，当时我们的见解很难达于最高层。然而我们都是那些事实的真正见证人。中共和八路军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他们是充满生机的力量。我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而当时我所能作的，只是向他解释，我仅仅是一个观察员，我没有授权阐述我们的政策。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重庆那些人，对此会是无动于衷的。
听到谢伟思先生这些真实的讲述，我自己心里也升起一种对历史的莫名的遗憾。的确，如果像谢伟思先生这样一些当时只是下层官员但却握有真知灼见的人，能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重视，那么战后中国、远东甚至在更大范围的历史时空中，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状况和结局！人们常常会提到政治上的“短视”。我想，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美国决策者们在这里可能犯了一次最大的“短视”性错误。当然，历史总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在“短视”的后面，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这里边的道理既有意识形态的，更有不同阶级、不同立场和历史限制性的因素在发生作用，而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的。但我想，至少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应记住它们；在有余力的时候，仔细地研究它们。在交谈的最后，谢伟思先生又应我的要求对中国的抗日战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他说，无疑，八路军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他们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建立封锁区。日军不得不沿铁路线部署重兵，建立据点，以保护铁路的畅通。日军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用很多兵力去维持整个占领区。事实上，是中共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注意力，将它们牢牢拖在了战场上。中共发动的多次战役，给日军沉重打击。
这时，时钟已经指向12时。在言犹未尽之中，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对坚持下楼为我们送行的谢伟思先生，大家都感到却之不恭，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老人在心理上是极其顽强的，他们最不高兴的就是被人视作“老人”。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但我们更知道，老人讲述给我们的那段历史，老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以自己的正直，以自己准确的判断力而获得的真知和灼见，是永远不会被岁月磨洗去的。这将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鉴往知来。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